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离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到香港大学任职的。诺斯大约在同时期离开华大。在学术上分道扬镳是很普遍的事。然而，我离开华大约二十年后，竟然听到美国曾经有一个华盛顿（指华大）经济学派。再过十年听到曾经有这么一个学派，但失踪了。最近听到的，是起自西雅图的华大新制度经济学派今天还在。究竟有否出现过这个学派不重要——重要的是西雅图华大的经济系当年确实是擦出了一点火花，今天看可见经传了。

　　首先，我们不能问她是否别来无恙，否则，她会絮絮叨叨地说，自己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痒，也不能问她的孩子学习怎么样，否则，她会长吁短叹地说，孩子就是一个十足的“白眼狼”，不好好学习，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是个十足的败家子，我们更不能和她谈论社会百态，否则，她会愤世嫉俗，感慨万千，最后来个慷慨陈词，而且没完没了。她总是对那些贪官污吏深恶痛绝，她看不惯某些领导结党营私，说她看不起某些人对领导溜须拍马，说她看不惯物价上涨，房价飞天，说她看不惯老师明目张胆地有偿补课。说着说着，萱总会习惯性地泪水涟涟。总之，萱似乎看不惯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，萱要讽刺挖苦的现象太多太多，要口诛笔伐的丑恶也太多太多。